中央银行传统上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定为某种短期利率，而不是货币供应量。一旦中央银行为某种短期利率设定了目标，货币供应量就取决于个人和企业在该利率水平上愿意持有多少货币。因此，即使中央银行不直接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决策，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货币增长速度与通货膨胀之间仍然存在联系。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几年也在朝这一传统靠拢，但在力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过程中（如8月份明确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仍然注重使用数量型调控工具（如9月份决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中央银行的这一传统操作起源于美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理论发展、经济形势和政策实践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学术界占据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强调货币供应量从来都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应该集中在对利率的管理上，理由是货币政策将通过利率影响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时【注释1】 ，货币数量论这一古老的信仰重回舞台中央。货币主义领军人物、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年指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最初是由货币数量的增长所引起的。”早在1956年，他就提出“在经济学中可能没有其他的实证关系像在短期中货币存量与价格的重大变化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样，在一系列广泛的情况下可以观察到如此一致地重复发生，一个总是与另一个联系在一起并且按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在多个国家出现的恶性通货膨胀一次又一次地验证这一发现。比如，德国1922年至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期间，货币和价格都以惊人的速度上升。1923年12月的改革使得政府无法通过印钞票来弥补预算赤字，货币供应量和价格很快稳定下来。

 

尽管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联系又逐渐被经济学家所认同，但两者的联系在短期内是非常松散的。倘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由去年的5%增加到今年的10%，人们几乎可以肯定，通货膨胀率在这两年之间不会同步上升5%。倘若通货膨胀呈上升趋势，那么，可以采取诸如缩减政府开支等财政政策来加以抵消。但是，如果货币供应量持续高速增长，比如说货币供应量以15%的增速持续十几年，那么，毫无疑问，就会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而财政政策很难防止这种效应。因此，当预见到通货膨胀要在一个长时期内持续存在和加速发展下去的时候，货币政策就成了中心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是头号公敌的氛围下，联邦储备委员会1979年10月6日宣布改变以往做法，更加注重对准备金的控制和放松对利率的控制。这个政策尝试纠正过去政策中的两种偏向。一是认为通货膨胀产生于以前对其他目标的过分强调，例如，强调充分就业。这些目标在短期内往往与价格稳定目标相冲突。二是认为经济不稳定的趋势起因于过分强调利率的作用。当经济发展超过潜在速度、通货膨胀急剧上升的时候，利率就会上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利率管理政策会自动扩大货币供应量以降低利率。新政策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得以执行一个更为稳定的持续不变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降低。

 

随着20世纪70年代政府放松的管制和金融业的蓬勃发展，确定哪些金融数据（M1、M2或其他指标）能够正确反映收入和支出的货币存量对货币分析构成了一项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1997年9月5日在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年会上发言时强调：“我们认识到通货膨胀是一种基本的货币现象，它最终是由货币存量的增加决定的，而不是由名义或实际利率决定的。”

 

新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把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写到其所著的《经济学原理》中，原文为：“Prices rise when the government prints too much money.”翻译成中文，简单直白：政府印太多的钱时，价格上涨。换句话说，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发行量过多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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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注释1】：1965年12月31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刊登了已经过世的凯恩斯的肖像，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达到了巅峰。《时代周刊》引用了货币主义领军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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